【29】可见刑中观念阅历千年而积淀丰厚。

蒙先生说： 儒学精神是人本的、人文的，这个我也同意，我也说过儒学是人文主义的宗教。查该文底稿落款时间则为2001年3月2日，是时争鸣尚未开始，由此可见，儒学与宗教的问题一直处于蒙先生的关注视野中。

天或自然之上没有神，天或自然也不是神，但天或自然具有神性或神圣性。作为人的主体性的具体体现的人之心性，本即在自然目的的指向之内，而不在其外。大家可以看这个文集里头的最后一篇访谈，那是2016年12月底吧，他那时候语言表达能力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差了，但是思想仍然非常活跃。它告诉人们，天即自然界并不完全是认识对象，不能完全地在认识框架之内解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命和赋确有目的性意义，但又不是上帝命令人或赋予人那样的目的性行为，它无非是天道流行，人得之以为性。

从该书具体章节分布言，宗教问题也始终居于其关切的核心。[6] 《儒学人文主义的特质》，《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35页。以孟子而言，与确认礼、义的规范作用相联系，孟子突出大体、注重心之官，二者更多地体现了理性的规定。

或讨论阴阳，如阴阳家。①至明清之际，在中国古典哲学即将终结之时，则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哲学史著作，对一代哲学作了系统的梳理。⑤太极是理的终极形态(所谓一理之极)，由经验对象(末)追溯存在的本原，则万物源于五行，五行产生于阴阳二气，二气又本于太极，故太极为万物的最终本源。每一时期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都与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相涉。

从朱熹对太极与万物的关系的阐释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二气五行，天之所以赋授万物而生之者也。与之相关，何为中国哲学之后更普遍的问题，是何为哲学。

然而，步入近代以后，西学逐渐东渐，由此，中国开始面对西方哲学这一他者。单纯地以思想脉络的逻辑分析为进路，则可能略去哲学史演化过程内含的多方面的丰富规定而将其视为抽象的概念演化过程或空洞的逻辑框架。近代剧烈的历史变迁与西学东渐的思想格局，同样对中国近代哲学产生了毋庸讳言的影响，如此等等。这致使将这些著述家从他们思想和生活的文化和社会环境里分离出来，所以，他们的思想史虚假地相对独立于文化的其他部分。

这里既涉及理解、消化作为人类文明重要产物的西方哲学，更关乎对中国哲学自身传统的反思和总结，二者并非彼此相斥，而是相互关联。哲学在形式层面的特点在于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把握世界，这一方式乃是具体通过概念的运用而实现，中国哲学同样体现了类似特点。注释： ①冯友兰曾提出，《庄子·天下》是作为一个哲学史性质的论文而写的，它实际上就是一篇简明的先秦哲学史。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

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以言说方式为关注之域，则可更具体地注意到相近的现象。

比较而言，道家则侧重于另一层面：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第七十四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如果考察先秦儒学的演变，便不难注意到，孔子作为奠基者大致确立了儒学的基本格局，孔子之后，儒学出现了分化，韩非有所谓儒分为八之说，这种判定当然可以作具体辨析，但在孔子以后，孟荀从不同方面展开了儒学，则合乎历史的实际状况。

(18)以上看法显然有见于中西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特点。可以看到，中国哲学既具有生成性和理论性，又呈现既成性和历史性，二者构成了统一的中国哲学史的相关方面，并从本源上规定了如何理解与书写中国哲学。可以看到，性道之学从总体上体现了中国哲学在智慧层面上对世界的把握，并由此展示了哲学的一般品格。②按龚自珍的阐释，性道之学内含经学、理学、德性等方面的思想，与训诂之学、校勘之学、典章制度之学等属特定的知识性学科不同，它以性与天道为追问的对象，涉及宇宙人生的普遍原理。中国哲学注重情与意，儒家对道德实践和人格的理解，便首先与恻隐之心相联系，后者即属广义的情感。在诗的语言之后，是对人生境遇和个体命运的深切领悟。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不过，在注重道德行为与人格培养中情感作用的同时，儒家也肯定礼、义的引导，后者涉及理性的规范，并赋予行为以自觉的性质。

稍作考察便不难注意到，中国哲学在近代形成不同于以往的形态、中国哲学之取得现代的范式，与引入西方哲学都有着比较切近的关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通常被视为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而这种现代形态，便无法与运用西方哲学的观念相分离。在中国哲学中，尽管形式逻辑被相对忽视，但辩证思维却得到较早的发展。

在其历史演化的过程中，中国哲学既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也形成了多重思想形态。这一事实从历史演化的层面表明，中国哲学首先是哲学的理论。

言说作为表达观念的方式，既与修辞相关，也涉及哲学的思想。古今的这些哲学史著作既有各自的历史印记，也为进一步反思哲学史提供了具体背景。(12)阮籍：《咏怀诗·其三》，《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6页。如上所述，在中国哲学的衍化过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曾出现了不同的形态，所谓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便体现了这一点。

人之所以为心者，性而已矣。③王夫之：《尚书引义》卷5，《船山全书》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376页。

⑨向也以气血为心，几至仇视其心而不可迩。以儒学而言，从荀子到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再到宋代的陈亮、叶适以及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形成了注重外王及经世致用的哲学取向。

事实上，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是那个时期的哲学家创造性理论思维的产物，从孔子、墨子、孟子、庄子，到尔后董仲舒、王充，再到王弼、郭象，乃至张载、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等，都作为不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家而进行了多样的思考，这种思考在理论上具有原创的意义，其产物则构成了相关时代中国哲学的实际内容。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的发展便与名言的辨析无法分离，这种辨析同时展开于不同学派、人物之间的相互争论之上，所谓百家争鸣，便以此为内容之一。

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便以性与天道为指向，尽管孔子的学生曾感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但这并不意味着早期儒学不讨论性与天道，而只是表明儒学较少以思辨的方式谈这类问题。德性之知则不依赖经验(不萌于见闻)，表现为先验的理性观念。(16)这种肯定质测的思想取向，同时体现了注重形上与形下统一的哲学视域。以明清之际刘宗周的哲学系统而言，在学派归属上，通常将其归入广义的心学之列，作为心学的传人，刘宗周的思想无疑与二程和朱熹所代表的理学彼此相分。

中国哲学所具有的普遍哲学内涵，意味着中国哲学并没有孤悬于哲学的家族之外。尽管哲学家的思想总是包含普遍的内涵，一旦进入思想共同体，便并非仅仅囿于相关的个体，然而，他们总是与一定的时代环境相联系，离开了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时代变迁，便难以切实地理解其思想发生的缘由以及相关观念的具体所指。

如所周知，中国哲学确实蕴含着独特而具有原创意义的内涵，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在诠释以往典籍之时，已从不同角度对其中的哲学意蕴作了多方面的阐发，这种诠释和阐发，乃是基于当时的理论视域。前者在先秦的百家争鸣这一类论辩中得到了具体的展现，后者则体现于哲学系统的前后演化过程。

在比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时，李约瑟曾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研究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